(一)痈疡。凡出现痈肿疮疡组织损伤之属于阳证者皆用之,仙方活命饮、五昧消毒饮、黄连解毒汤主之。内痈之证,配合活血化瘀排脓之法,如肺痈则以千金苇茎汤合桔梗汤加赤芍、鱼腥草、薏苡仁、赤芍等。慢性发作常合用当归芍药散加减。。
(二)热毒伤及脏腑、气血。应辨其部位,分别采用清气凉血或清脏腑热毒等治法。若热毒在血则凉血解毒,并辨明虚实,调理脏腑阴阳,一般我常用犀角地黄汤加减。因犀角价昂难得,又常以玳瑁或广角代之,称之为「玳瑁地黄沥」,亦有其效。若热毒伤及脏腑经络则应辨明所属,结合生理病理特点立法用药。
(三)癌。癌之名称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宋《卫济宝书》。其发生原因一般认为由于外感邪毒、七情郁结、饮食起居失节引起脏腑气血失调或痰湿瘀毒等积聚而成。我治疗癌症重视清热解毒法。并根据癌肿部位、性质及兼央邪气,以整体观为指导,配合扶正培本、活血化瘀等法综台治疗。如白血病,初期或复发时,正气尚可,而邪毒又甚,表现为幼稚细胞极度增多,全身热毒症候明显,以清热解毒为主,扶正培本为辅。缓解期则以扶正培本为主,清热解毒为辅,活血化瘀相机而兼用。清热解毒药常用青黛、龙葵、雄黄、墓头同、芦荟、蚤休、『白花蛇舌草、黄药子等。
在应用清热解毒法时,要注意:①热毒的轻重;②颐护脾胃。因清热解毒多苦寒之品,易伤胃气,可佐入健脾和胃之药,对于脾胃虚弱者尤应慎重③正确对待「炎证」。「炎证」虽多属热证,但亦不尽然,而热证也并非皆是「炎证」,切不可一见炎证即清热解毒。反之,某些清热解毒法有消炎抗菌作用,但并非清热解毒仅是消炎抗苗,更不能把清热解毒药物当成抗菌素使用。抗菌消炎和清热解毒是中西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上面列举三法,寓举一反三之意,藉以法中求法,说明只有重视实践,才能对学术问题深入探求。
实际上,临证要圆机活法,因病证变化无穷,治法岂能有限。若死守三法恰似削足适履,亦无异胶柱鼓瑟。程锺龄说:「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各法配合,方能万举万当。不同疾病固然用不同治法,即是同一疾病,亦非能以一法同治。应根据辨证论治原则,针对不同病机,确立不同治法。另一方面,治法虽贵在灵活,然在辨明症侯,确定治法之后,又要执持定见,不可朝秦暮楚,随便易法。灵活与定见,似相反而实相成。不灵活则难以应万病之机,无定见则难以收施治之效。而灵活、定见又都以辨证准确为前提。
(嘏芮奇整理)
梅花香自苦寒来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针灸研究室主任楼百层
【作者简介】楼百层(1913~),浙江诸暨人。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致力于针灸研究四十余年,兼及内科,尤对针刺补泻手法有所开拓。其针灸经验被输入电子计算器应用于临床。着有《针灸手法》等。
我从事针灸研究已近半个世纪,备尝艰辛,深感如同其它学科一样,欲攀登高峰,决没有乎坦的途径,惟有打好切切实实的基础,孜孜不倦地努力,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能登堂入室。
奋发图强
我生长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中农家庭,父亲节衣缩食,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受人尊敬的医生。作为农家子弟的我,目睹当时乡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也有志于除疾济人,遂于一九三0年秋考入五年制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时值虚龄十八岁。
当时学校设有生理,解剖、医史、卫生、病理、诊断、药物、方剂、伤寒、内科、妇科、幼科、外科、针灸、推拿以及医学通论、图文、书法等课程。前二年为预科,专攻基础理论,后三年为正科,学习晦床诸科。由于反动政府歧视、压制中医,蔑之为「不科学」,加上生理课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病理课中的「阴阳五行」等理论,常使初学者感到飘渺玄虚,难以领会,因此新生入校时每班有六、七十人,但是一,二学期后,自动退学者辄多达半数以上。我秉受严命,来自农村,深知读书不易,故不论能否理解,惟兢兢业业,概予「死背硬记」。除了抓紧晚自修外,并于每日拂晓在暗淡的路灯下苦读。每日中、晚餐后半小时内,又坚持习练《行书备要》。由于勤奋,在以基础理论为主的二年预科期终考试(四个学期)中,我均取得第一名。根据当时校章规定得以免缴学费,这对我这个家境清寒的穷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
进入三年级后,就以l临床课程为主。上午授课,下午到「施医局」实习。三年级学生以抄方为主,四,五年级则为学生诊病,老师改方。这些老师由当地名噬轮流担任,亦称学校「实习老师」,由于医务繁忙,放大多不兼讲课,最多上几次「处方实习课」。学生将老师列出的病例按性别、年龄、起病经过、症状、脉象、舌苔抄录在「处方实习簿」上,然后答述理、法、方、药,交老师批阅。我由于基础课程掌握得较扎实,所以在临床课程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三年正科时间里,当时的教务主任徐究仁老师对我的教益和启发颇大。他也来自农村,深知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常勉励我在假期中大胆给病人治疗,在实践中提高本领。但应恪守一条,即无论所治之病熟悉与否,应做到事后翻书,这样不仅容易记牢,不会出事故,且提高也快。于是,我在三年级的寒假期间就开始给人治病,记得当时以《姐批时病论》为主要查阅书籍,疗效亦不错。徐老师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而经常查阅各种书籍,成了我治学的一贯学风。
醉心针灸
在施医局的实习中,目睹针灸老师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不仅对扭伤、疼痛之症常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对很多慢性杂病的疗效亦使人惊奇。这引起了我的仰慕,同时又读到了「汤药攻其内,针石攻其外,则病无所逃也」的古训,从而激发了我学习针灸的热情。在进入五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时,我将学习重点移到了针灸上。当时全校仅一名针灸老师,曾广义,陕西人,祖上是太医院的御医。他临诊取穴不多,对针刺手法的运用十分讲究,尤对针感的放射传导能掌握主动,大有华佗那样:「若当针,亦不过一、二处。下针盲,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但是,这位老师的针刺手法不肯轻易传授,仅叫我在棉团上捻针习练指力。对此,我领会是打好基础,因而除在棉球上操练外,并利用走路、说话等时问,以火柴,牙笺等在指上捻运。夭长日久,指头捻动就灵活多了。正好那时承淡禽先生的《中国针灸治疗学》初版问世,内有经穴部位照片,我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先把全部经穴尺寸歌读熟,然后拿着书本将病人身上所取经穴与照片逐个对照,并把病人的症状、扎针经穴及其深度、针感放射途径、病情转变等全部记录下来。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已大体掌握了他的取穴规律,但曾老师仍不让我在病人身上扎针。记得有一次,一个曲池穴留针病人诉针下感应消失了,而曾老师正在给另一位患者施针,我就仿他的运针手法去捻动了一下,病人即说:「有了,有了l」当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经过这一次尝试,以后凡留针的病人,我就主动去捻运了。此外,我也经常在自己和同学们身上试针,扎得多了,捻起来也就灵活。虽然在施医局内曾老师还不肯完全放手,但在校内老师和同学中如有疼痛等病都主动找我扎针。同时,我也替校外同乡们扎,展转介绍,每天都有我锻炼的机会。到学期即将结束时,曾老师忽然对我很热情,并给我一包针,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留作纪念。你的技术已学得差不多了,我同意你挂『曾广义夫子授』的牌子行医,以后有什么事可找我。」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增强了我学习针灸的信心,而且更感需要勤奋钻研。
兼收并蓄
一九三五年春我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即行医于故乡诸暨。由于当时医界轻视针灸医生,嗤之为江湖郎中,加上农村经济破产,一般慢性病登门求医者寥若晨星,凡接触者多系时令感症。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以内科为主。我重点研读了《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广温病论》、《叶天士医案》和《伤寒指掌》诸书,其中尤以吴坤安的《伤寒指掌》论述精辟,颇切实用。如内附「察舌辨症法」,即为卓识之撰,对辨证用药确具指导意义。至于《伤寒论》白文,虽在医校毕业时已能背诵,但由于对六经传变之说,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见解不一,使我无所适从而尚难运用于临床。后遇一「气喘汗出,身有微热」的患儿,使我想起了《伤寒论》中的「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石甘汤」的条文,剧l予一剂,次日病情向愈。这使我悟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真正含义,从而对伤寒方的应用也产生了一个飞跃,即不必拘泥于条文中的「一日、二日、七日」及「循经传、越经传」等虚设之词,只要从病证的实际出发,按原文的精神实质,即可灵活地予相应方剂治之。如症现「心中懊侬」(烦热壅于胸中窒塞不通)为主者,概宗栀子鼓汤加减。如呈「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四大症状的,则用白虎汤治之,并牢记「无汗之禁」。凡遇「脉结代(脉律不齐,时有间歇)心动悸」的,就以「炙甘草汤主之」,等等。又如对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的应用,由于三方的组成药物实质相同,惟侧重面各异而已,因此我在临床运用时,抓住以下三条:干噫食臭显著者,用生姜泻心汤,下利较剧,完谷不化者,用甘草泻心汤,其余则概以半夏泻心汤为治。如此由博返约,执筒驭繁,临诊就能屡收良效。
当时,我虽以内科为主,但仍不忘针灸。这是受到了《伤寒论》「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太阳病,初服桂枝沥,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等有关针灸的条文影响。《针灸大成》是我重点学习之书,对其中的各家歌赋,如」百症赋」,「标幽赋」、「金针赋」等尤注意熟读,使临证取穴有据。在自学钻研过程中,我深感「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当时所处乡村,并无针灸同道,故每逢农村集市遇有扎针卖膏药的场合,我都要围着看个究竟,留心他们的针刺操作。记得有一次目睹针刺「睛明穴」,其深度竟达一寸以上,使我大为震惊。考古代文献记载仅针一、二分深度,在医校时,曾老师亦只针此深度。深达一寸以上者却从未见过。为此,我主动与他们结交。时间长了,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朴实有用的知识,而这在文献上却是无法得到的。如对一些穴位,历代医籍虽记有「禁针」、「禁灸」,却互有出入,常使初学者无所适从。但在民间医者眼里看得很简单,如认为「背薄如纸」,故凡取用背部穴位须沿皮斜刺,不能直刺,又谓「避开筋脉,就是穴道」,筋脉系指肌腱血管等。虽然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当时对我的启发颇大,对睛明穴的针刺,至今我仍一直掌握这个深度。
勇于探索
一九四七年夏,我离开了故乡诸壁,迁杭州开业。开始的两年,由于在家乡行医时以内科著称,而杭城离诸暨并不遥远,同乡较多,故就诊者仍以内科为多。至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推广针灸疗法,使我消除了专攻针灸会被人视作江湖郎中的顾虑,同时登门求针者亦日益增多,于是我将全部精力倾注到我一直热衷的针灸学科上。当时我的诊所设在杭州最有名望的「广济医院」(现浙江医太附属二院)对面,可谓是「饭店门口摆粥摊」,凡经该医院治疗未能获效或不愿手术治疗的患者,常会抱着一线希望来我处试行针灸治疗。那是业务渐趋繁忙的时期,也是我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努力探索,增进知识的时期。在针灸医疗实践的反复磨砺中,一些原建议手术摘除的甲状腺腺瘤患者,经针治后腺瘤缩小获愈,一些医院难奏速效的腰腿扭伤患者,经针灸治疗后常能奏「抬进来,走出去」之效。于是病人与日猛增,户限为穿,病种也日趋扩大。
随着针灸业务的开展,省、市卫生厅、局及医院相继聘我为「省立杭州疗养院」、「中心门诊部」、「浙江医院」、「省立杭州医院」等单位的特约(针灸)医师,还经常邀我会诊。这样我接触的病种就更多了,针灸的治疗范围也扩大到了内科各个系统的疾病。在几。』年的摸索过程中,虽然走过不少弯路,有过失败,但从中也汲取了不少收获,现将自己的体会,择其要者述之,或对后学有所裨益。
(一)痈疡。凡是出现痈肿疮疡且组织损伤属于阳证的情况,都使用清热解毒法治疗,以仙方活命饮、五味消毒饮、黄连解毒汤为主方。对于内痈的病症,配合活血化瘀和排脓的方法,例如肺痈就用千金苇茎汤合桔梗汤,并加入赤芍、鱼腥草、薏苡仁等药物。慢性发作时,常合用当归芍药散进行加减治疗。
(二)热毒伤及脏腑、气血。应当辨别病变部位,分别采用清气凉血或清脏腑热毒等治疗方法。如果热毒在血分,则采用凉血解毒法,并辨明虚实,调理脏腑阴阳,一般我常用犀角地黄汤加减。因为犀角价格昂贵且难得,所以常用玳瑁或广角代替,称之为「玳瑁地黄沥」,也有疗效。如果热毒伤及脏腑经络,则应辨明所属经络,结合生理病理特点确立治法用药。
(三)癌。癌的名称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宋代《卫济宝书》。其发生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外感邪毒、七情郁结、饮食起居失节引起脏腑气血失调或痰湿瘀毒等积聚而成。我治疗癌症重视清热解毒法。并根据癌肿部位、性质及兼夹邪气,以整体观为指导,配合扶正培本、活血化瘀等方法综合治疗。如白血病,初期或复发时,正气尚可,而邪毒又甚,表现为幼稚细胞极度增多,全身热毒症候明显,以清热解毒为主,扶正培本为辅。缓解期则以扶正培本为主,清热解毒为辅,活血化瘀相机而兼用。清热解毒药常用青黛、龙葵、雄黄、墓头回、芦荟、蚤休、白花蛇舌草、黄药子等。
在应用清热解毒法时,要注意:①热毒的轻重;②顾护脾胃。因清热解毒多苦寒之品,易伤胃气,可佐入健脾和胃之药,对于脾胃虚弱者尤应慎重;③正确对待「炎症」。『炎症』虽多属热证,但亦不尽然,而热证也并非皆是『炎症』,切不可一见炎症即清热解毒。反之,某些清热解毒法有消炎抗菌作用,但并非清热解毒仅是消炎抗菌,更不能把清热解毒药物当成抗菌素使用。抗菌消炎和清热解毒是中西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上面列举三法,寓举一反三之意,藉以法中求法,说明只有重视实践,才能对学术问题深入探求。
实际上,临证要圆机活法,因病证变化无穷,治法岂能有限。若死守三法恰似削足适履,亦无异胶柱鼓瑟。程锺龄说:「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各法配合,方能万举万当。不同疾病固然用不同治法,即是同一疾病,亦非能以一法同治。应根据辨证论治原则,针对不同病机,确立不同治法。另一方面,治法虽贵在灵活,然在辨明症侯,确定治法之后,又要执持定见,不可朝秦暮楚,随便易法。灵活与定见,似相反而实相成。不灵活则难以应万病之机,无定见则难以收施治之效。而灵活、定见又都以辨证准确为前提。
(楼百层整理)
梅花香自苦寒来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针灸研究室主任楼百层
【作者简介】楼百层(1913~),浙江诸暨人。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致力于针灸研究四十余年,兼及内科,尤对针刺补泻手法有所开拓。其针灸经验被输入电子计算器应用于临床。着有《针灸手法》等。
我从事针灸研究已近半个世纪,备尝艰辛,深感如同其它学科一样,欲攀登高峰,决没有平坦的途径,惟有打好切切实实的基础,孜孜不倦地努力,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能登堂入室。
奋发图强
我生长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中农家庭,父亲节衣缩食,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受人尊敬的医生。作为农家子弟的我,目睹当时乡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也有志于除疾济人,遂于一九三0年秋考入五年制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时值虚龄十八岁。
当时学校设有生理,解剖、医史、卫生、病理、诊断、药物、方剂、伤寒、内科、妇科、幼科、外科、针灸、推拿以及医学通论、图文、书法等课程。前二年为预科,专攻基础理论,后三年为正科,学习临床诸科。由于反动政府歧视、压制中医,蔑之为「不科学」,加上生理课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病理课中的「阴阳五行」等理论,常使初学者感到飘渺玄虚,难以领会,因此新生入校时每班有六、七十人,但是一,二学期后,自动退学者辄多达半数以上。我秉承严命,来自农村,深知读书不易,故不论能否理解,惟兢兢业业,概予「死背硬记」。除了抓紧晚自修外,并于每日拂晓在暗淡的路灯下苦读。每日中、晚餐后半小时内,又坚持习练《行书备要》。由于勤奋,在以基础理论为主的二年预科期终考试(四个学期)中,我均取得第一名。根据当时校章规定得以免缴学费,这对我这个家境清寒的穷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
进入三年级后,就以临床课程为主。上午授课,下午到「施医局」实习。三年级学生以抄方为主,四,五年级则为学生诊病,老师改方。这些老师由当地名医轮流担任,亦称学校「实习老师」,由于医务繁忙,故大多不兼讲课,最多上几次「处方实习课」。学生将老师列出的病例按性别、年龄、起病经过、症状、脉象、舌苔抄录在「处方实习簿」上,然后答述理、法、方、药,交老师批阅。我由于基础课程掌握得较扎实,所以在临床课程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三年正科时间里,当时的教务主任徐究仁老师对我的教益和启发颇大。他也来自农村,深知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常勉励我在假期中大胆给病人治疗,在实践中提高本领。但应恪守一条,即无论所治之病熟悉与否,应做到事后翻书,这样不仅容易记牢,不会出事故,且提高也快。于是,我在三年级的寒假期间就开始给人治病,记得当时以《时病论》为主要查阅书籍,疗效亦不错。徐老师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而经常查阅各种书籍,成了我治学的一贯学风。
醉心针灸
在施医局的实习中,目睹针灸老师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不仅对扭伤、疼痛之症常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对很多慢性杂病的疗效亦使人惊奇。这引起了我的仰慕,同时又读到了「汤药攻其内,针石攻其外,则病无所逃也」的古训,从而激发了我学习针灸的热情。在进入五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时,我将学习重点移到了针灸上。当时全校仅一名针灸老师,曾广义,陕西人,祖上是太医院的御医。他临诊取穴不多,对针刺手法的运用十分讲究,尤对针感的放射传导能掌握主动,大有华佗那样:「若当针,亦不过一、二处。下针毕,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但是,这位老师的针刺手法不肯轻易传授,仅叫我在棉团上捻针习练指力。对此,我领会是打好基础,因而除在棉球上操练外,并利用走路、说话等时间,以火柴、牙签等在指上捻运。天长日久,指头捻动就灵活多了。正好那时承淡安先生的《中国针灸治疗学》初版问世,内有经穴部位照片,我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先把全部经穴尺寸歌读熟,然后拿着书本将病人身上所取经穴与照片逐个对照,并把病人的症状、扎针经穴及其深度、针感放射途径、病情转变等全部记录下来。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已大体掌握了他的取穴规律,但曾老师仍不让我在病人身上扎针。记得有一次,一个曲池穴留针病人诉针下感应消失了,而曾老师正在给另一位患者施针,我就仿他的运针手法去捻动了一下,病人即说:「有了,有了!」当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经过这一次尝试,以后凡留针的病人,我就主动去捻运了。此外,我也经常在自己和同学们身上试针,扎得多了,捻起来也就灵活。虽然在施医局内曾老师还不肯完全放手,但在校内老师和同学中如有疼痛等病都主动找我扎针。同时,我也替校外同乡们扎,辗转介绍,每天都有我锻炼的机会。到学期即将结束时,曾老师忽然对我很热情,并给我一包针,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留作纪念。你的技术已学得差不多了,我同意你挂『曾广义夫子授』的牌子行医,以后有什么事可找我。」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增强了我学习针灸的信心,而且更感需要勤奋钻研。
兼收并蓄
一九三五年春我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即行医于故乡诸暨。由于当时医界轻视针灸医生,嗤之为江湖郎中,加上农村经济破产,一般慢性病登门求医者寥若晨星,凡接触者多系时令感症。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以内科为主。我重点研读了《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广温病论》、《叶天士医案》和《伤寒指掌》诸书,其中尤以吴坤安的《伤寒指掌》论述精辟,颇切实用。如内附「察舌辨症法」,即为卓识之撰,对辨证用药确具指导意义。至于《伤寒论》白文,虽在医校毕业时已能背诵,但由于对六经传变之说,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见解不一,使我无所适从而尚难运用于临床。后遇一「气喘汗出,身有微热」的患儿,使我想起了《伤寒论》中的「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石甘汤」的条文,即予一剂,次日病情向愈。这使我悟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真正含义,从而对伤寒方的应用也产生了一个飞跃,即不必拘泥于条文中的「一日、二日、七日」及「循经传、越经传」等虚设之词,只要从病证的实际出发,按原文的精神实质,即可灵活地予相应方剂治之。如症现「心中懊憹」(烦热壅于胸中窒塞不通)为主者,概宗栀子豉汤加减。如呈「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四大症状的,则用白虎汤治之,并牢记「无汗之禁」。凡遇「脉结代(脉律不齐,时有间歇)心动悸」的,就以「炙甘草汤主之」,等等。又如对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的应用,由于三方的组成药物实质相同,惟侧重面各异而已,因此我在临床运用时,抓住以下三条:干噫食臭显著者,用生姜泻心汤,下利较剧,完谷不化者,用甘草泻心汤,其余则概以半夏泻心汤为治。如此由博返约,执简驭繁,临诊就能屡收良效。
当时,我虽以内科为主,但仍不忘针灸。这是受到了《伤寒论》「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等有关针灸的条文影响。《针灸大成》是我重点学习之书,对其中的各家歌赋,如「百症赋」,「标幽赋」、「金针赋」等尤注意熟读,使临证取穴有据。在自学钻研过程中,我深感「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当时所处乡村,并无针灸同道,故每逢农村集市遇有扎针卖膏药的场合,我都要围着看个究竟,留心他们的针刺操作。记得有一次目睹针刺「睛明穴」,其深度竟达一寸以上,使我大为震惊。考古代文献记载仅针一、二分深度,在医校时,曾老师亦只针此深度。深达一寸以上者却从未见过。为此,我主动与他们结交。时间长了,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朴实有用的知识,而这在文献上却是无法得到的。如对一些穴位,历代医籍虽记有「禁针」、「禁灸」,却互有出入,常使初学者无所适从。但在民间医者眼里看得很简单,如认为「背薄如纸」,故凡取用背部穴位须沿皮斜刺,不能直刺,又谓「避开筋脉,就是穴道」,筋脉系指肌腱血管等。虽然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当时对我的启发颇大,对睛明穴的针刺,至今我仍一直掌握这个深度。
勇于探索
一九四七年夏,我离开了故乡诸暨,迁杭州开业。开始的两年,由于在家乡行医时以内科著称,而杭城离诸暨并不遥远,同乡较多,故就诊者仍以内科为多。至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推广针灸疗法,使我消除了专攻针灸会被人视作江湖郎中的顾虑,同时登门求针者亦日益增多,于是我将全部精力倾注到我一直热衷的针灸学科上。当时我的诊所设在杭州最有名望的「广济医院」(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对面,可谓是「饭店门口摆粥摊」,凡经该医院治疗未能获效或不愿手术治疗的患者,常会抱着一线希望来我处试行针灸治疗。那是业务渐趋繁忙的时期,也是我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努力探索,增进知识的时期。在针灸医疗实践的反复磨砺中,一些原建议手术摘除的甲状腺腺瘤患者,经针治后腺瘤缩小获愈,一些医院难奏速效的腰腿扭伤患者,经针灸治疗后常能奏「抬进来,走出去」之效。于是病人与日猛增,户限为穿,病种也日趋扩大。
随着针灸业务的开展,省、市卫生厅、局及医院相继聘我为「省立杭州疗养院」、「中心门诊部」、「浙江医院」、「省立杭州医院」等单位的特约(针灸)医师,还经常邀我会诊。这样我接触的病种就更多了,针灸的治疗范围也扩大到了内科各个系统的疾病。在几十年的摸索过程中,虽然走过不少弯路,有过失败,但从中也汲取了不少收获,现将自己的体会,择其要者述之,或对后学有所裨益。
(I) Carbuncles and Ulcers. For all cases of carbuncles, sores, and ulcers involving tissue damage that belong to Yang syndromes,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methods are used. The main formulas include Xianfang Huoming Yin (Immortal Life Elixir), Wuwei Xiaodu Yin (Five-Ingredient Toxin-Expelling Decoction), and Huanglian Jiedu Tang (Coptis Decoction for Detoxification). For internal carbuncles, blood-invigorating and stasis-resolving methods combined with pus-draining techniques are employed. For example, in lung abscess (Fei Yong), Qianjin Weijing Tang (Thousand-Gold Reed-Stem Decoction) is combined with Jiegeng Tang (Platycodon Decoction), plus Chishao (Radix Paeoniae Rubra), Yuxingcao (Houttuyniae Herba), and Yiyiren (Semen Coicis). In chronic episodes, Danggui Shaoyao San (Angelica-Salvia Powder) is often added with modifications.
(II) Heat-Toxicity Damaging Zang-Fu Organs and Qi-Blood. The location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nd treatments such as clearing Qi-level heat and cooling Blood, or clearing heat-toxicity from specific Zang-Fu organs, should be adopted respectively. If heat-toxicity is in the Blood level, blood-cooling and detoxifying methods are used, while differentiating deficiency and excess to regulate Zang-Fu Yin-Yang. Generally, I use Xijiao Dihuang Tang (Rhino Horn and Rehmannia Decoction) with modifications. Since rhino horn is expensive and rare, it is often replaced by Dai Mao (Megalosauri Carapax et Plastrum) or Guang Jiao (Saiga Antelope Cornu), termed "Dai Mao Dihuang Li" (Megalosaurus and Rehmannia Infusion), which is also effective. If heat-toxicity damages Zang-Fu organs and meridians, the affected meridians must be identified, and treatment principles and herbs selected based on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II) Cancer. The term "cancer" 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first appearing in the Song Dynasty text *Weiji Baoshu*. Its cause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external pathogenic toxins, emotional stagnation, or irregular diet and lifestyle leading to disharmony of Zang-Fu Qi-Blood or accumulation of phlegm-dampness, blood stasis, and toxicity. In treating cancer, I emphasize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methods. Guided by a holistic perspective, these are combined with methods to support healthy Qi and nourish the root (Fuzheng Peiben), invigorate blood and resolve stasis, etc., for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For leukemia,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r relapse, when healthy Qi is still adequate but pathogenic toxicity is severe, manifesting as extreme proliferation of immature cells and obvious systemic heat-toxic symptoms,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is primary, while supporting healthy Qi is secondary. In the remission phase, supporting healthy Qi is primary,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is secondary, and blood-invigorating and stasis-resolving methods are used opportunistically. Common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herbs include Qingdai (Indigo Naturalis), Longkui (Solanum nigrum L.), Xionghuang (Realgar), Mutouhui (Ardisiae Japonicae Rhizoma), Lvhui (Aloe), Xiuxiu (Paris polyphylla), Baihua She She Cao (Hedyotis diffusa), and Huangyaozi (Dioscorea bulbifera).
When applying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methods, note: ① The severity of heat-toxicity; ② Protect the Spleen and Stomach. Since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herbs are mostly bitter and cold, they easily damage Stomach Qi. Herbs that strengthen the Spleen and harmonize the Stomach can be added as assistants, 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 weak Spleen-Stomach function. ③ Correctly understand "inflammation." Although "inflammation" is mostly a heat syndrome, not all heat syndromes are inflammation, nor is all inflammation a heat syndrome. One must not automatically apply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methods upon seeing inflammation. Conversely, while some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methods have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bacterial effects,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is not merely anti-inflammatory or antibacterial, and these herbs should not be used simply as antibiotics. Anti-inflammatory/antibacterial treatment and heat-clearing/detoxifying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from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pectively, and should not be conflated.
The three methods listed above illustrate the principle of inferring other cases from one instance, seeking methods within methods, demonstrating that only by valuing practice can one deeply explore academic issues.
In clinical practice, one must be flexible and adaptive, as disease patterns change infinitely, making treatment methods equally limitless. Rigidly adhering to these three methods is like cutting off feet to fit shoes or gluing the tuning pegs of a zither. Cheng Zhongling said: "Within one method, eight methods are prepared; within eight methods, a hundred methods are prepared." Only by combining various methods can one achieve success in every attempt. Different diseases naturally require different treatments, and even the same disease cannot always be treated with a single method. Treatment principl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and syndrome identification, addressing different pathomechanisms.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flexibility in treatment is prized, once the symptoms are identified and the treatment method determined, one must hold firm convictions and not vacillate or change methods arbitrarily. Flexibility and firm conviction seem opposite but actually complement each other. Without flexibility, one cannot respond to the myriad changes of diseases; without firm conviction, one cannot achieve therapeutic efficacy. Both flexibility and firm conviction presuppose accurate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Organized by Lou Baiceng)
Plum Blossoms Fragrance Comes from Bitter Cold
Lou Baiceng, Researcher at Zhejia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rector of Acupuncture Research Office
[Author Profile] Lou Baiceng (1913–), from Zhuji, Zhejiang. Graduated from Zhejiang TCM Special School in 1935. Devoted over forty years to acupuncture research, also involved in internal medicine, particularly pioneering needle tonification and sedation techniques. His acupuncture experiences were input into electronic calculator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Author of *Acupuncture Techniques*, among others.
I have engaged in acupuncture research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experiencing much hardship. I deeply feel that, like other disciplines, there is no smooth path to climbing the peak. Only b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working tirelessly, and persistently applying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viewpoints can one enter the hall and reach the inner chamber.
Striving for Strength
I was born in a middle-peasant family in Zhuji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My father scrimped and saved, determined to train me into a respected doctor. As a farmer's son, witnessing the lack of medical care and drugs in rural areas, I also aspired to relieve suffering and help people. Thus, in autumn 1930, at the age of eighteen (by traditional counting), I entered the five-year "Zhejiang TCM Special School."
The school offered courses in physiology, anatomy, medical history, hygiene, pathology, diagnosis, materia medica, formulas, Shanghan Lun, internal medicine, gynecology, pediatrics, surgery, acupuncture, tuina, general medical theory, illustration, and calligraphy. The first two years were preparatory, focusing on basic theories, and the next three years were professional, studying clinical subjects. Due to the reactionary government's discrimination and suppression of TCM, disparaging it as "unscientific," and because theories like "Taiji generates Two Modes, Two Modes generate Four Images, Four Images generate Eight Trigrams" in physiology and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in pathology often made beginners feel they were ethereal and obscure, difficult to grasp, classes had sixty to seventy new students initially. However, after the first two semesters, more than half would voluntarily drop out. Following my strict instructions and coming from a rural background where I knew education was hard-won, I studied diligently regardless of whether I fully understood the content, relying on rote memorization. Besides evening self-study, I studied hard under dim streetlights at dawn. After lunch and dinner, I practiced calligraphy using *Xingshu Beiyao* (Essentials of Running Script). Due to diligence, I ranked first in the final exams of the two-year preparatory period (four semesters) focused on basic theory. According to school regulations, this exempted me from tuition fees, a great encouragement for a poor student from a modest family.
Entering the third year, the focus shifted to clinical courses. Morning lectures were followed by afternoon internships at the "Medical Service Bureau." Third-year students mainly copied prescriptions, while fourth- and fifth-year students diagnosed patients and teachers revised prescriptions. These teachers were local famous doctors rotating through the role of "internship teachers." Due to busy medical work, most did not lecture, offering at most a few "prescription internship classes." Students recorded patient cases in "Prescription Internship Books," noting gender, age, onset, symptoms, pulse, and tongue coating, then explained the rationale, method, formula, and herbs for teacher review. Since I had a solid grasp of basic courses, my performance in clinical courses remained top-notch.
During the three years of professional study, Dean Xu Jiuren greatly benefited and inspired me. Also from a rural area, he understood the lack of medical resources in villages and often encouraged me to treat patients boldly during holidays to improve skills through practice. He insisted on one rule: regardless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disease, one must consult books afterward. This ensures easy retention, prevents accidents, and accelerates improvement. Thus, during the winter break of my third year, I began treating people. I recall using *Shi Bing Lun* (Treatise on Seasonal Diseases) as my main reference, achieving good results. Teacher Xu's teachings remain unforgettable, and frequent book consultation became my consistent scholarly style.
Obsessed with Acupuncture
During the internship at the Medical Service Bureau, I witnessed the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s of acupuncture. It not only produced immediate results for sprains and pain but also amazed me with its efficacy for many chronic miscellaneous diseases. This aroused my admiration. Reading the ancient maxim "Herbal medicines attack internally, needles and stones attack externally, thus diseases have nowhere to escape" further stimulated my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cupuncture. In the last semester of my fifth year, I shifted my study focus to acupuncture. At that time, there was only one acupuncture teacher, Zeng Guangyi, from Shaanxi, whose ancestors were imperial physicians. He used few acupoints per session,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needle manipulation techniques, and could actively control the radiation and conduction of needle sensation, reminiscent of Hua Tuo: "If needling is required, it is usually only one or two points. After inserting the needle, guide the Qi to a certain extent; if you tell the patient and they say the sensation has arrived, withdraw the needle immediately, and the disease will subside." However, this teacher was reluctant to teach his techniques freely, only asking me to practice finger strength by twisting needles in cotton balls. Understanding this was to build a foundation, I practiced on cotton balls and also used spare time walking or talking to twist matches or toothpicks between my fingers. Over time, my finger dexterity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incidentally, Mr. Cheng Dan'an's *Chinese Acupuncture Therapy* was published in its first edition, containing photos of acupoint locations. I treasured it like a treasure, reading the songs describing acupoint dimensions until memorized, then comparing the chosen acupoints on patients with the photos book by book. I recorded patient symptoms, needled acupoints, depth, radiation pathways of needle sensation, and condition changes. After a period, I roughly mastered his selection rules, but Teacher Zeng still did not allow me to needle patients. I recall once when a patient with retained needles at Quchi (LI11) reported the loss of sensation, while Teacher Zeng was treating another patient. I imitated his manipulation technique and twisted the needle slightly; the patient immediately said, "It's there, it's there!" I felt indescribable joy. After this trial, I proactively manipulated needles for all patients with retained needles. Additionally, I frequently tested needling on myself and classmates; the more I needled, the more flexible my manipulation became. Although Teacher Zeng in the service bureau did not fully let go, whenever teachers or classmates at school had pain or other ailments, they actively sought my needling. I also treated fellow villagers outside the school, with referrals providing daily opportunities for practice. Near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eacher Zeng suddenly became very warm towards me, giving me a packet of needles, saying, "This is a gift for you, keep it as a souvenir. Your skills are almost learned. I agree to let you hang the sign 'Taught by Master Zeng Guangyi' to practice medicine. You can contact me if you need anything." This surprised me greatly, boosting my confidence in learning acupuncture and making me feel the need for diligent study even more.
Integrating Diverse Approaches
After graduating from Zhejiang TCM Special School in spring 1935, I practiced medicine in my hometown, Zhuji. At that time, the medical community looked down upon acupuncture doctors, mocking them as quacks. Couple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rural economy, few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ditions sought treatment, and most contacts were seasonal infection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 focused primarily on internal medicine. I重点 studied *Wenre Jingwei* (Classic of Warmth and Heat), *Wenbing Tiaobian* (Systematic Differentiation of Warm Diseases), *Guang Wenbing Lun* (Extended Treatise on Warm Diseases), *Ye Tianshi Yi An* (Case Records of Ye Tianshi), and *Shanghan Zhizhang* (Guiding Principles of Shanghan Lun). Among these, Wu Kun'an's *Shanghan Zhizhang* was particularly insightful and practical. For instance, the included "Method of Observing Tongue and Differentiating Symptoms" was a profound contribution, guid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herb selection. Regarding the plain text of *Shanghan Lun*, although I could recite it upon graduation, the varying interpretations of Six-Meridian transmission by commentators throughout history left me confused and unable to apply it clinically. Later, encountering a child patient with "asthma, sweating, and slight fever," I recalled the clause in *Shanghan Lun*: "For sweating and asthma without high fever, Maxing Shigan Tang may be given." I prescribed one dose, and the condition improved the next day. This helped me tru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Reading a thousand times, the meaning reveals itself." Consequently, my application of Shanghan formulas leaped forward: I no longer rigidly adhered to terms like "day one, day two, day seven" or "meridian-to-meridian transmission, skipping meridian transmission" in the text. Instead,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disease pattern and following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text, I flexibly applied corresponding formulas. For example, if the main symptom was "vexation and oppression in the heart" (heat-toxins congesting the chest causing blockage), I generally used Zhizi Chi Tang (Gardenia and Fermented Soybean Decoction) with modifications. If presenting the four major symptoms of "high fever, profuse sweating, intense thirst, and surging pulse," I used Baihu Tang (White Tiger Decoction), keeping in mind the contraindication for cases without sweat. Whenever encountering "knotted and intermittent pulse (irregular rhythm with pauses) and palpitations," I used Zhigancao Tang (Prepared Licorice Decoction), and so on. Furthermore,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Banxia Xiexin Tang, Shengjiang Xiexin Tang, and Gancao Xiexin Tang, since the three formulas essentially share the same ingredients but differ in emphasis, I grasped three key points in clinical use: for significant dry belching with food odor, use Shengjiang Xiexin Tang; for severe diarrhea with undigested food, use Gancao Xiexin Tang; for all other cases, use Banxia Xiexin Tang. Thus, returning to simplicity from complexity, mastering the simple to manage the complex, allowed me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repeatedly in clinical practice.
At that time, although I focused on internal medicine, I did not forget acupuncture. This was influenced by clauses in *Shanghan Lun* related to acupuncture, such as "In Taiyang disease, headache lasting more than seven days may heal spontaneously because the meridian cycle is complete. If it is about to transmit to another meridian, needle Foot-Yangming to prevent transmission and cure," and "In Taiyang disease, if after taking Guizhi Tang, vexation worsens and does not resolve, first puncture Fengchi (GB20) and Fengfu (DU16), then give Guizhi Tang to cure." *Zhenjiu Dacheng* (Great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as a key text I studied,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memorizing various schools' songs and odes, such as "Baizheng Fu" (Ode to Hundred Symptoms), "Biaoyou Fu" (Ode to Subtle Secrets), and "Jinzhen Fu" (Ode to Golden Needles), ensuring evidence-based acupoint selection in practice. During self-study, I deeply felt "Learning alone without friends leads to narrow-mindedness and limited knowledge." However, in the rural area where I lived, there were no acupuncture peers. Therefore, whenever I encountered markets selling acupuncture and plasters, I would gather around to observe their operations closely. I recall once witnessing the needling of Jingming (BL1), with a depth exceeding one cun, which shocked me. Ancient texts recorded only one or two fen depth, and Teacher Zeng at school also used only this depth. I had never seen depths exceeding one cun. Thus, I actively befriended them. Over time, I gained much practical and useful knowledge from them that could not be found in literature. For example, although historical texts listed certain acupoints as "contraindicated for needling/moxibustion," these records contradicted each other, confusing beginners. But folk practitioners viewed it simply: believing "the back is thin as paper," they advised that back acupoints must be needled obliquely along the skin, not perpendicularly. They also stated "avoid tendons and vessels, and you find the acupoint," where tendons and vessels refer to muscle tendons and blood vessels. Although these views seem trivial today, they greatly inspired me at the time. To this day, I still maintain this depth for needling Jingming.
Courageous Exploration
In summer 1947, I left my hometown Zhuji and moved to Hangzhou to open a clinic. For the first two years, since I was known for internal medicine in my hometown and Hangzhou was not far from Zhuji with many fellow townsmen, most patients still sought internal medicine treatment. By 1949,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Hangzhou, the People's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promoted acupuncture therapy. This eliminated my concern that specializing in acupuncture would label me a quack. Simultaneously, more patients came seeking acupuncture, so I devoted all my energy to the acupuncture discipline I had long been passionate about. My clinic was located opposite the most prestigious "Guangji Hospital" (now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kin to "setting up a porridge stall in front of a restaurant." Patients who failed to benefit from hospital treatment or refused surgery often came to me with a glimmer of hope to try acupuncture. That was a period of gradually increasing business and my effort to explore and enhance knowledge by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rough repeated tempering in acupuncture medical practice, some thyroid adenoma patients originally recommended for surgical removal recovered with reduced adenomas after needle treatment. Some low-back and leg sprain patients, for whom hospitals struggled to provide rapid relief, often achieved the effect of "carried in, walked out" after acupuncture. Consequently, the number of patients surged daily, wearing out the door threshold, and the range of diseases expand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services,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health bureaus and hospitals successively hired me as a special (acupuncture) physician at institutions such as "Provincial Hangzhou Sanatorium," "Central Outpatient Department," "Zhejiang Hospital," and "Provincial Hangzhou Hospital," and frequently invited me for consultations. Thus, I encountered even more disease types, and the scope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expanded to diseases in all systems of internal medicine. In the decades of groping, although I took many detours and experienced failures, I also gained considerable harvest. Here, I select the key points of my experience to narrate, hoping to benefit future scholars.